欧阳中石
30年前的中国教育界还没有“书法专科”，即便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把书法当做一门学科看待，认为它是隶属于美术教育的一个小小门类。那个年代的书法教育，只是在个别有师资力量的院校存在，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有书法学科，但是并没有向全社会广泛招生，也没有连续地办下去。
欧阳中石作品
欧阳中石先生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凭借他个人的魅力与能量，加上他执著的精神，终于在高等教育领域挣得一席之地，开创了正统的书法教育学科，于1985年举办了“中国书法艺术专业班”。当时是向全国广泛招生的，学制是脱产两年。于是，一些没有机会获得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余人进京赶考，录取93名学员。之后，大专班的办学一直延续，直至招收首批书法研究生。继而，招收博士，再后招收博导。以欧阳先生为核心人物的首师大，书法学科的建立是划时代的。它不仅填补了书法教育的空白，同时也为书法这门学问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书法艺术专业班”纪念创办30周年并展出学员作品之际，本刊记者康守永对欧阳中石先生进行了访谈，记录下了他的办学甘苦和教育心得。
一、书法“黄埔一期”的文心打造
康守永(以下简称康)：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书画》杂志曾经专访过您，谈到您的书法教育。这是我们出版的作品集。
欧阳中石(以下简称欧阳)：(先生戴上老花镜，拿出放大镜)哦，出得不错。这里还插有我的画，哈，这个梨子把儿的用笔还是向齐白石老先生学的。你们从哪里找的?
康：这都是我们杂志里的内容，这个栏目的访谈介绍一般比较丰富全面。
欧阳：这些内容都比较少见了，一般的出版物上都没有。
康：今天的书法教育可谓如火如荼，所以想继续聊聊书法教育。首都师范大学1985年入学、首批接受正规书法教育的书法大专班的同学们，正在举办30周年纪念展。他们被视为进入高校正规书法教育的“黄埔一期”。这也是中国书法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欧阳：是的，是“黄埔一期”，值得好好纪念一下。
我们开始建立的时候很艰难，好多同学没有学历。有的年龄也很大。不容易。主要是受“文革”的影响。当时基础条件不行，人手也紧张，所以起步还是很艰难的，大家文的武的都得干，这是一个大的困难。
当时我们需要立足我们的学科，就请了好多外面的专家来给我们的第一班讲课。现在那些讲课的人好多都不在了，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在美国，叫张充和，张家四姐妹之第四位。现在这个女同志在耶鲁，她应该都102岁了，当时讲过课的专家里面最年轻的都102岁了，真了不起。
我想，当时这些同学能不能集中在一块上课都是个问题，相当不容易，我们在学校里也很艰难，上课的教室在棚子里面，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现在有个办公室了，过去可没有。
毕业留影
康：很艰苦。软件硬件都不行?
欧阳：是的，很艰苦，软件和硬件都不行。不过有一点，就是这些全国的名家能够在北京落脚的我们都想办法都请来上课。这些人也都来，不会因为我们是首都师范大学一个书法班就不来，他们来了都认真讲过课，这点也了不起。可见咱们中华儿女还是容易抱在一块的。
康：喜爱书法的人多，都希望书法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您曾提到沈尹默先生在现代教育中比较早地提出了书法教育，其实就书法教育来说，我国应该是有历史传统的，比如从孔子兴私学到汉代书学教育，都可谓书法的正规教育。
欧阳：孔子兴私学将“书法教习”列入“六艺”，是成为一个学人的必修课。正规意义上的书法教育应该从汉代算起吧。东汉的汉灵帝设立了个“鸿都门学”，让书法教育从“书写教育”中脱离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教育。还有一点，东汉时期出现了纸张，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有推动。这都是很不简单的，但是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它也就跌落了，而且也受到社会上尤其是西方的许多影响。比方咱们的汉字，有人在“五四”时期就提出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哪有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的汉字越来越发展，虽然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它还是在发展中。
康：您的哲学专业学习背景，似乎和从事书法教育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欧阳：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来担任的工作是什么?是语文教育研究和逻辑教学，应当说距离不远，我也很高兴，我算归了队了。这是好事啊。我们的校领导发现个问题，发现韩国、日本到中国来谈到书法问题都谈到教学，我们却没有这方面的教学。校领导就说也应当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前人早考虑过了，历史就不说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沈尹默就在北大提出了增加书法课，结果没通过。潘天寿先生、陆维钊先生在南方的美术系里也增加了书法课，但是也很模糊，教了研究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学科的研究生，学科归属不清楚，但是应当说我们的前辈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我们的校长提到我们作为一个师范学校要是不承担这个责任不合适。校长对我说，你念过私塾就你来考虑吧。这样我们几个，我的教学科学研究所，我们的陶凤娟、张月元老师每天晚上跟我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书法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招了第一班的学生—1985年的那一批，现在都是白头发了，但都很有成就。当时他们受“文革”的影响，没有很好地读书，正需要来补，因此我们就开始了。
所以，这样我们前人有给我们走出来的道路，我们接过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就开始了。我是一方面开始教学，一方面我也认真学习。
康：您自己的书法学习过程是怎样的?
欧阳：我上学念私塾的时候，白天上午就是读书背书，下午就是写字，写完大字写小字，写完小字写大字，一直写下去。
康：这个过程奠定了您对书法的钟爱。说到书法教育，当年首师大是不是有个政策，不允许自己学校的学生考你的博士?
欧阳：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先办大专班，从大专班以后办成本科班。办成硕士班后，再办成博士班，一步一步走来的，所以在走的路上全国各界学者都非常赞成，认为“一定要办个硕士班”，“一定要办博士班”，所以在我们这里就都办起来了。
国家管教育的领导、国务院学位办的同志都有这样的共识，非常了不起。我特别记得当时学位办里有位管理我们艺术门类的同志叫赵枫，他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书记，河南项城人。他说办书法博士班他双手赞成。全国都对我们有这么高的期望，我们不好好办能对得起谁?
康：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好的氛围?
欧阳：应该说这是蕴藏在中华儿女身上多年的力量，只是没有提出来，一旦提出来大家就都拥护。所以我说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只是我做了大家希望做的工作，所以我感谢大家。
康：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您的书法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大学，比如从您编的教材看，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博士后，都有。
欧阳：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个社会大学，都是业余的函授学校，一个叫中国逻辑语言函授大学，一个叫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在逻辑语言函授大学里，我是逻辑教研室的主任;在书画函授大学里我是书法部部长。不同的领域我都参加了，都应当跟着时代的需要走，我都跟上步伐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我都是跟着走，社会哪里需要我我就走到哪，我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康：回头看1985年的书法“黄埔一期”，成长起一大批卓越的人才。
欧阳：的确成长起一批人才，他们很了不起。
康：这个班的特点是什么?
欧阳：最大的特点是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在攻读书法的问题上都有一致的想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大。
开班那天，当时有一个同学这样说：“我看我是最大了吧，四十多，快五十了。”旁边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你多大了?不到五十岁?还小孩呢，我都已经超过八十了。”当时底下还坐着个人，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位总务长，也来学习。真正是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四面八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通过正规的书法来教育学习书法确实是大家向往的道路。今天更是证明，我们这样一路来走是正确的。
康：您的书法教学效果之好，我觉得学生的评价最有说服力，比如，严肃认真，幽默风趣，和蔼可亲，一丝不苟，诲人不倦，有的评价说“恩同再造”。作为老师这是最高奖赏了。
欧阳：我很惭愧。
康：书法“黄埔一期”的班长白煦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例子，说班里面有一个同学得白血病住到人民医院，为了帮助他治病，您每个月都要送他一幅作品。这样的师生情谊很感人。
欧阳：应该说是全班同学都在帮助他，甚至大家轮流给他值班。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比如大家外出采风，半路有人病了住在医院里，大家也都是轮流看护。大家觉得都是为了一个事业，好好干就是了，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想当年刚开班的时候，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棚子，晚上四面八方进风，学生就在里面坚持着，太不容易了。
康：在30年中成长起的这一批书法家，他们的展览聚会在一起也不容易，您有怎样的期待?
欧阳：我很希望看看大家的字，看看大家的人，这么多年了，九十多个人现在能来的也就六十多个。30年的变化，黑头发的都变成白头发了，白头发的都变没了，大家见一见也会有非常大的安慰。当然还有让人非常难过的地方—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康：很多学生听说您展览那天要全程参与很高兴。
欧阳：我当然要参加，我得跟大家生活在一起。正好现在我们学校的校庆让我写句话，学校是60年校庆，书法院是30年，我写道：“花甲半花甲!”校庆院庆，值得一说的是老师，各行各业的老师多了不起，他们上要对得起前人，下要对得起后人。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理论，可惜许多老一辈的老师，我们想学都学不来。
康：社会上应该有一个公认：您继承得好，又传播得好。
欧阳：没有，做得很不够!
康：从这一次的展览就应该能看出您的书法教育确实见成果了。
欧阳：要走歪道的不见得没有，我不敢说。
康：也有走歪道的，什么人都有，但是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看到中国第一个列入书法专业教育的展览成果。
欧阳：当然希望这样。应当说，许多同学在全国各地各种岗位上都获得一定的位置，取得一定的成绩，很好。
康：您在书法教育的开班之初就提出“书面文心”，强调里面要有文的东西，文化含量。这应该是您书法教育的核心思想。
欧阳：我们不能拿着一张写成的字就叫做书法。作为一幅书法作品，“文心”是内核，“书面”只是表象，具备“文心”内质的“书面”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书法。但“文心”是需要培养的，教育实际上就是促进“文心”培养的过程，甚至包括从持身到节操、从学问到阅历、从气质到感情、从文采到笔墨等多方面，都要下工夫。
总的来讲，要把书法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而构成这门学问的核心是中国文化，要力求从文化的视角揭示出书法史的发展动因、规律。正因为这样，我就不是太主张着着急急地创作。在没有真正地掌握书法的传统精华和规律的时候，忙乎“创”是没有出路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应该是当年开办书法大专班的意义。
康：所以，您把“文化”作为书法研究院的定位?
欧阳：是的。我们曾经考虑过成立“书法艺术研究院”，最后还是定为“书法文化研究院”。把“文化”提取出来，用“文化”二字来定位书法研究院，内涵就丰富多了，方向就不会错了。
二、“书面”焕采的功夫历练与哲学视野
康：从您的书法专业初创到今天，国内书法教育发展的局面还是比较可喜的。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个调研发现截止到目前，全国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的高校已经达到了九十多所，遍布了22个省。
欧阳：而且党中央提出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书法，这样社会书法教育对书法教师的需求量就更大了。可是我们的老师远远不够。大家都意识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应当更加努力了。
康：但是这90所院校中招生的数量差别很大，有的能招120人甚至更多，有的只招4个人，这个局面您怎么看?
欧阳：我想跟当地客观情况有关，有学生的问题，也有老师的问题，招上来了没那么多人教怎么办，这都是问题。
招考现场
康：搞不好教不到位还可能引向弯路。
欧阳：有这个问题，所以大家都很担心，不少地方上课的老师就是语文老师，大家很自然觉得语文老师就该讲书法，但是他没学过怎么讲，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康：关于书法学习，您有一个观点说书法是学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欧阳：对。书法的背后是学问。要琢磨，靠死练是出不来的。学习书法是从内容上开始的，对汉字的认知和汉字的表现要分清楚。必须要先认字才能说写字，而我们不认识它就写不好。这是学文化的第一步。至于怎么写、怎么表现不是光求艺术性，更重要的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我常举两个例子，比如“母”字。女人都有孩子了，好办，突出她已经能够喂孩子的特点，“女”字上点上两个乳房，这就成了母。汉字太了不起了，太形象了，而意义又那么清楚。男的没法用形象的画表达，但他最大特点是种地，古代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在田地里用苦力，所以“田”字下边加一个力字，这是男的特点。太妙了。中国汉字表面复杂，不是简单一看能懂的，但一分析都懂。汉字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它能展示的问题也很深刻。这充分说明学习的重要性。所以我说我们要好好研究我们的汉字，要精研，书法学习也要这样。
康：您倡导“精研”得之于孔夫子吧?记得您对《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习”字的解读是“精通”，而常则以“温习”解。
欧阳：过去“习”有“精通”这个用法，这是我的私塾老师跟我说的。某一个人惯习水性，怎么讲?精通水，它的“习”是精通，一贯精通于游泳，水性他都懂。所以最好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老“温习”去重复。我们要把前人取得的成果尽快拿过来。“学”这字多好呀，中间这是文，这两边是手抱起来，下边是个不知道事的孩子，孩子要把这东西抱住，这就是学。我们要理解前人的这些苦心。书法学习就应该走这样的路子。
康：您是怎么教学生的书法学习和创作呢?
欧阳：我承认我也是在一路学习中。我曾经给人写过类似的话说：在学习的时候要无“我”，要创作的时候就无他，没有别人，就剩“我”了。我现在认为这句话我说错了。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学习的时候是不要谈“我”，要看人家;创作时候也不要没有别人，应当把别人的拿来，把别人的好东西吸收，表现出来。所以在艺术上，如果单一强调个性或共性，哪一个也不对，要共存共在。如果你的书法个性中越具有共性越了不起。光谈个性就孤家寡人了，不行。
康：现在强调个性多一些。有的人字没练几天就开始强调个人风格了。
欧阳：是的。其实书法艺术要追求的就是个性，想抹杀个性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让个性里面包含的共性越多越好。我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好多人写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往下跑，就是个性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再追求些共性，吸收一些经典的东西往上追，就很了不起了。
欧阳中石作品
康：在对经典的吸收上，普遍提倡“笔冢墨池”般的临帖功夫，您似乎更强调对眼睛观察能力的训练。
欧阳：对，我们临习字帖，实际上是在锻炼人的两个能力：一个是眼睛能力，看得准;一个是动手能力，要能把它表现得出来。眼睛要看得准，手才能表现得准。临习不外乎这两个东西。
康：这个理念是不是从武岩法师那里来的?
欧阳：对。他是山东泰安一个寺里的和尚，能写字，我的老师就把他也请来给我讲。我第一次听到篆书、象形字，就是他给我讲的。以后我读了中学之后他就教育我可以多看少练，看完了以后一遍要成功。他是那么要求我的，但我不可能一遍成功。他说事实上谁也不可能一遍成功，但那是基础，在那个基础上改进，改不了几回就到位了。
康：是不是他故意把宣纸高价卖给您?
欧阳：是，他是成心吓唬我，让我不能随便乱画。他说这张纸很贵的，你要好好利用，抹坏了可是好多钱。事实上，我从家里带钱交给他后，随后他就会把钱给我家送回去。这是真正的好老师，他的目的就是督促我多看，力争“一步到位”。
康：跟他学了多久?
欧阳：不久，不是很久。
康：但是收获很大?
欧阳：对了，我觉得不在“多”上，在你真执行就够了。他给我讲一岁两岁的“岁”，他说别的我都不讲，我就讲“岁”的这个点，你看得不准所以写得不一样，好好看清那一点吧。“一点之师”啊。他这一句话，我一生都记着。
康：您的教育思想里面有个 “打圆心”的说法。您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过，这是您的经验之谈?
欧阳：在学习书法的问题上，我特别提议要“打圆心”，就是抓住一点把它打透。什么是圆心?就是一门学问、一种事物的最紧要的地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比如我们学习王羲之，学习颜真卿，学好过一个字没有?有的人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学习书法好多年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好过，就是在埋头写自己的字。有的是临习了不少，但谁的也没学好。所以，你可以学多是一方面，但要抓住重点，如果你会打这个最中间的圆心，别的就都会了。
康：这叫抓主要矛盾。您是学哲学的，回到您的哲学思维上去了。
欧阳：所以我说我虽然没有直接去进行哲学上的教学，可是我实行的都是那道理。我哲学系是没有白上的。
我也常常把汉字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上去看的。汉字曾经被分成不同的部首，每一部找一个代表，比如木字边、草字头，列出来要有二百来个。这等于把汉字做了一个分类，这是人类认识上的大进步啊。比如康德把认识事物划出十大范畴，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进行了分类，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把汉字分类不也是了不起的贡献?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在认识事物上，早已达到了一个“类”的认识。在汉字的历史演进中，各类字体都在修改中与时俱进，我们对祖先的这种哲学思维感到自豪。
我们由研究汉字进而研究书法，哲学思维是不能少的。
康：您提出“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的16字“方针”很有影响力啊。
欧阳：你想“作字”是干什么的?是为了行文。而“文”是干什么的?是用以“载道”的，这是“文”的层面。再说写，“书”为干什么，就是要焕发出“文”的神采，而焕发出神采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一切都是为了时代需要，要符合时代对它的要求。这个表述体现了我们学书的价值。
这16个字的核心是“文”。没有“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搞不好会文不对题。我讲过一个笑话，也是个真事情。我看到一个刚结婚的朋友家里挂了一幅字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刚结婚不是挺好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苏东坡写给分别的人的，都活着，都长久，但互相之间你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你。可是天上的月亮你我都能看到，咱俩虽然远隔千里，但能通过月亮沟通交流感情。这样的意思送给结婚的新人，这怎么行啊?还有个例子，是一个饭馆，叫“归去来兮”，那天正好作者也在我身边，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觉得我怎么文化这么低啊，“归去来兮”，不就是“回去再回来”吗?你瞧瞧，要是没有“文”，没有内涵不说，还会把意思搞拧弄错闹出笑话。
有正确的能载道的“文”了，再用书的办法焕一焕采，就有意义了。
书论课堂留影
三、“切时如需”的书法文化价值攸归
康：最初您的提法好像是“赋以生机”，不是“切时如需”。
欧阳：我自己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观点。“赋以生机”作为书法的目的还显浅了点，而且说生机也不容易理解，再者与“以书焕采”也有某些意思重合，不如“切时如需”，切合当时的具体需要和情况更有价值。注意不是实在的“实”，是时间的“时”。
康：有没有笔墨当随时代的意思?
欧阳：有，当然就是这个意思。
康：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书法不仅是艺术，光说“书法是一门艺术”有点太狭隘。
欧阳：是的，太狭隘了。必须把文化摆在第一位，“书”是解决文化问题，不光是艺术。咱们就说“文化”吧，字典的解释说文化就是社会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为什么说总和呢?“文”当什么讲?《易》里说得很清楚，“物相杂，故曰文”。看看“杂”字，原来是这么写(欧阳先生示范)，繁体字一旁是个金文小篆的“隹”字，好像一个“鸟”。它在树上非常美，就像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服装一样，叫美。这种“杂”的情况，五色成文而不乱，有章法了，这就叫“文”，也就是说，文是美好。
而从杂这开始，繁荣，为什么从繁上开始，因为单纯一个不行。
我们盖个房子开辆汽车也是为生活上的行动上的美，一切都为了美—这样就有了文化。用美来化解的一切，一切都让人走到美的程度上，叫美化。文化就是一切，不管是生活、不管是思想，都走向美的文化。
康：书法也要走向美。
欧阳：是的，都要在生活之中走向美。前些天，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有人来找我，他们想出一套书，需要给起个总名。我想了半天，想到两个字—文字。文字是一切的结晶，这些变成美的东西都落到文字上，在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实物之外就是文字，所以我说文字太要紧了。文字是一切的结晶。说了半天落到文字上头，浓缩在那一个“美”字上了。
康：文字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欧阳：太多了。什么东西它不承载?还有没有它不管的?没有!一切最后留下来就是文字。
康：我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当年您在金岳霖老师跟前学习的时候，他问什么叫“学问大”，您脱口而出说“就是无所不知”。他说您答的“不对”，应该指“能容”。是有这么个对话吗?
欧阳：是有。
康：其实包括做书法这门学问也是这么个道理吧?
欧阳：就是，这个道理都是通用于各类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人对社会的态度，我掌握一点：包容!我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也就不搞个展，不立传，不这里弄艺术馆那里弄艺术馆的，我也不褒贬。对社会上好多事我不表态，我有我的看法，顶多告诉我的学生。社会上的事我不介入，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追求，你否定谁也不对。……金先生与我的这些事你们都知道?
康：都知道。
欧阳：金先生人太好了。他教什么东西不是直接就给你说，他是启发你。他曾经给我出过一个联，我到现在还对不上。
康：什么对联呢?能想得起来吗?
欧阳：能想得起来，我老琢磨，到现在也没对上。他说“一切切切不可一刀切”。金先生给我出对联的时候就说：“你人调皮也聪明，但是我相信我出这个联就对不上。”我的确一直没对上。我有一天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什么凭我这“聪明”劲儿还对不上呢?原来他出错了。
康：您认为上联出错了?
欧阳：对，他给我出错了，这个题，一切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就得一刀切，对不对?好多不能“一刀切”，但是有时也有可以“一刀切”的情况，所以他给我出了个错题，我没法对。
康：因为这个太绝对了，世界上没有太绝对的事。
欧阳：应当“切切不可一切一刀切”，我过去有篇文章专门写过。
康：我觉得您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教学方法。
欧阳：对，他的教学方法太棒了。
康：您现在在书法领域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欧阳：主要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样能有代表我们时代的东西出来。昨天有学生给我拿了一本书，是海关的一个同志的作品集，最近搞展览用的。我一看，就觉得，第一我承认你的字写得很规范、很好，第二你写这个内容太好了，是习近平同志的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我说好呢，好多人也写小楷给我看，都是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把这么好的学习材料写下来的不多，所以我说这太好了。
康：这就是您的那句话：“切时如需。”
欧阳：对，文以载道。
康：海关的这位同志写得还不错。是不是证明一条，学书法不见得非得进校园?
欧阳：写得不错。人家不是专门搞书法的。学书法嘛，校园是我们第一个阵地，但是在哪里都可以学。
康：您说自己是一个“半外行”，您除了谦逊之外是不是也有所指，指您没有专门进校园学习书法?
欧阳：我没有专门学过书法课，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课。我的大学专业是哲学，当然就顾及不上书法了。但80年代初北大需要我去，科学院需要我去，都有我的任务，但都没写字的任务。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了语文教学研究和逻辑课后，我觉得很满意了，又让我开始搞书法。我想这是任务，不搞不好，我回想小时候怎么学的，跟哪些老师学过，在学校里也开始向大家学习，才搞起书法来了。
我现在更加深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化最低层的基础就是汉字，我们的书法就是对汉字的书写，这是最大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交流中最直接的是语言，但是语言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记录”下来就没问题了，没有时空限制了，但是记录什么内容?如果记录的是声音，那只是语调，而我们中国的文字记录的是形象，事物的形象，事物之间的关系，太高明了。应当说，汉字是中华儿女向全世界提供的一份厚礼。叫文字的就只有我们的汉字。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太有幸了，太了不起了!我们不能不继承先辈给予我们的这份遗产。我们的文字“记录”的是事物的形象，在现在日本的长途汽车上、船上都挂着书，有人坐车、坐船了，想消遣都拿书来看，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读者看了都很高兴。这是哪国文字?写的是日文还是英文?我打开一看，不是文字，是画!这些画面画的是事物形象，可以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沟通的世界语言。我想我们的汉字就是画，是高明的画，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说我们的汉字研究要很好地推广。
欧阳中石作品
康：金岳霖先生是您的老师，您从他身上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欧阳：逻辑的严格要求下他是一丝不苟的，不光他这样，我见的这些大学问家都这样，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周礼全先生，许多先生我都赶上了。我很幸运的是我在北大的时候，1952年来了个院系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都变革了北大，所以全国各大学院的老师、学生都来了，因此我们见到了全国的教师。可以说很侥幸使我们能见到全国这些有名的教师。
康：您是第二届“兰亭奖”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还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届“中华译文奖”的“终身成就奖”。现在回首您走过的路有什么遗憾吗?
欧阳：我少无大志，从来就没有什么宏大的想法，就是个普通的学生，上一年级就念一年级，二年级就念二年级，将来干什么不知道，也没想过。但是，我见着什么都喜欢什么，所以我说少无大志，见异思迁;我也不务正业—我得说说为什么叫不务正业。我从上到要读大学了才知道应当人要有一个专业，有一种专业叫哲学—它包罗万象，所以我就上了哲学系。到了哲学系里面我选定了逻辑学，我是专门研究逻辑的，但是我大学毕业了，当时的逻辑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是形式主义的逻辑，被排斥，因此不能开逻辑课，我就教了数学。
我是从1935年开始念小学的，念到1937年抗日战争，回到农村就念私塾，又念两年再回到济南读小学，小学两年毕业了又考入中学。初中毕业再念完高中，国内解放了。当时火车不通我哪里也去不了，只好回家教了小学。
从教小学一直到教中学、教大学，直到教博士后，我教了人生学习的全过程。所以我没有离开过学校，可是我的好多同学都是许多方面的高手，我最后还是个教书匠，做的事情很平凡。
回想起来，问遗憾的是什么?我遗憾我作为一个教书匠教得不好。但我的好多学生都很了不起，他们的了不起证明一个问题：教学活动太有意义了。我遗憾的就是教得不好，没有让更多的学生都了不起。
